⑦总之，在李步云先生人权本质观中，利益仅仅是其本质之一，另一个本质就是道德。

一方面，它的性质与状况，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所决定的。从李步云先生在论述人权本质时从未将二者剥离开来的事实来看，这说明这二者在李步云先生视野之中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主张讲人权既讲道德也讲利益，否则人权就没有意义。而且，李步云先生明确地指出：如果不承认人权有超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面，把任何人权问题都同政治和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就是‘人权的政治化和‘人权的意识形态化。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解放。尽管他已经深刻领会到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和保障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他仍然力图进行社会整体价值与利益的整合。早在《社会主义人权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李步云先生明确指出：离开‘利益讲人权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正确理解人权问题上经常存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的实质。

[4]406在李步云先生的人权话语体系里，他牢牢地抓住了利益这个基本点，反对离开人的利益去讲人权。李步云先生在《现代法的精神论纲》一文中就曾一针见血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从孔夫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不仅支配过古代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模式，也影响到现代。这一建立在法社会学方法的自治观，势必为作为法律学的民法带来解释学上的陷阱。

在世界范围内，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经周折。这些原则在为国家权力划定边界的同时，有效地阻止了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擅入，意味着宪法高于民法。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前述原理说明，宪法对于民法的要求是持续和不间断的，且这一要求主要发生在基本权利领域内，原因在于宪法和法律是人权的共同守护者。

私人自治，如同所有类型的自由权一样，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而是要放置在回到宪法体制的内部，而宪法体制恰恰以包含了一种价值的位阶为其特征。其次，先于宪法不等同于独立于宪法之外。

这些法律是国家权力深入私人领域的结果，也是社会法的组成部分。一些有识之士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36]【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48页。虽然多数国家民法典对此没有规定，但同期的宪法条款却明确这些限制。

[⑤]所谓国家法的结构，指的是保障自由的公共权力机关与依据私法组织起来的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既涉及宪法实施，也是宪法与部门法、人权与法律之关系，并于客观上构成了法律保留原则的内容。宪法上的任何基本权利都包含形成、保护和限制，这些任务须假手部门法完成。[43]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多次强调，基本权作为一种客观的、在各个法律领域都有效的价值判断这一特性，可推导出这一结果，即任何民事规范都不允许同基本权的价值体系间发生冲突，它们都须按照这一价值体系的精神被解释。

没有宪法授权，立法机关不可能制定法律。前者由宪法和选举法赋权，后者由民事法律规范。

四、立法者的任务：民法之于基本权利的形成 基本权利问题上，立法者并非只是敌人。五、基本权利适用于民事领域 民法之于基本权利的形成任务不仅体现在立法过程，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可形成基本权利。

民法的自我证成仅存于民法先于宪法产生的单一维度上。以早期十二表法为例，虽然其内容多是当时的习惯法，但为国家认可，并且是由元老院通过的，被认为是平民的胜利。简言之，中国不存在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市民社会。参见付俊伟:《现代欧盟私法的发展方向：人权保障与社会正义》，载《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15]该条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与市民资格相互独立，后者依据宪法取得并享有之。所谓社会责任，是指公司所承担的公共或者社会义务，具体表现为人权保障与环境保护。

法律规定适当计划，并实行监督，使公营与私营经济活动均须以此为指导，向社会共同目的买进。这些限制包括：公平原则、公共幸福、善良风俗、公共利益等。

德国基本法第100条规定如果法院认为，某一法律的有效性系自定的，则属违反宪法，应中止其实施，并由主管法院裁决此有关州内部法律的争端。许多国家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的社会责任，我国公司法第五条对此亦有明确规定。

[31]【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27、128页。形式法治的核心要素授权与规范效力理论被严重忽略，民法之于基本权利的形成任务视而不见，法院实施基本权利具体化其内涵的空间难以拓展。

[①]适逢民法典草创之际，新一轮质疑其宪法依据的论点不期而至。该条明确所有权的处分须服从公共福利。宪法虽然规定了财产权，但财产权的内容须由民法充实。一、概念偷换与时空错位：不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 论者所依赖的主要分析工具是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而其观点在发生学意义上有着一定的正当性，但不能以偏概全。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一方面从私人领域撤出，让位于市场和社会，另一方面，鉴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信奉，平等要求国家进行适度干预，在维护个人自治与基本公平之间保持平衡。宪法之高于民法，跃然纸上，期间的精微之处尚需通过法律之于宪法、法律之于人权的关系揭橥。

有观点认为，在我国民法尚未完全实现意思自治的情况下，兼顾社会责任为时尚早。联邦宪法法院对于此种民事法庭的判决，只审核其是否有此类侵害基本权利的情事，而不过问法律上的瑕疵。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实证法意义上，法律体系内部诸法关联，宪法与私法密不可分。只不过将civilrights译为公民权利，似乎该类权利因公民资格而取得，从公约列举的权利内容看，并非如此。

社会法的出现是国家干预的结果，是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而背景则是国家与社会的融合，说明即使在西方，不受国家干预的自足的市民社会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存在的，私法自治与意思自由是相对的，而非绝对。不成文宪法依然存在，它们是公平、正义、平等。2004年，宪法修改增加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和限制义务是由刑法完成的，其中也不乏民事法律之功。

另一方面，私法公法化的结果是在公法与私法之间出现了一个灰色地带，这就是相对独立的社会法。[⑧]论者认为，民法完全不依赖于宪法，甚或没有宪法民法会更好完全是一种妄言。

[21]【意大利】阿尼巴利.马里尼：《宪法与社会关系的更公正保护》，王莹莹译，载【意大利】桑德罗.斯奇巴尼：《罗马法与共同法》（第一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在法律上，法律的效力来自于宪法授权。

宪法在明确私权神圣的同时，亦为国家权力划定了边界，确保私权免受公权力的专横与暴虐。2.明确规范效力的来源。